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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在厦门(五)丨“近平同志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”
2019-07-24 08:01来源:《学习时报》

  采访组:王局长您好,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书,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。

  王太兴: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1985年6月,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,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市长,让我做他的秘书。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,看《毛泽东选集》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,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同志的父亲。得知这个消息,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己身边,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现在回过头来看,我刚刚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,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,确实没有想到。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,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。我当秘书那一年,不到31岁,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。他来厦门报到那一天,我见到他时,看他脸微微有点红。他告诉我:“今天我过生日,喝了一点酒。”我这才知道,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。一开始,他住在厦门宾馆,后来搬去了图强路。以后每年到他生日这一天,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,到他家里做点饭,聚一下,为他庆祝生日。

   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?

   王太兴: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,没什么架子,很平易近人,也很贴近老百姓,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。

  工作中,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。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,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,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。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,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,任务也逐渐加重,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,到基层调研的时间才相对少了一些。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,工业、农业、乡镇企业、民政、部队、乡村他都去过。当年亚洲湾大酒店所在地还是一个坑道,是对台前线,我曾经陪近平同志去这个前线坑道开展过调研。

 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,他对道路也不熟悉,为了开展调研,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“武夷”牌自行车,由他骑车带着我,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。在调研过程中,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,一坐下来,就把烟递过去,沟通一下感情,然后才进入正题。别人泡的茶,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,该喝的就喝。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,群众看他工作辛苦,给他切一个西瓜,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,接过来就吃。近平同志没一点儿架子,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。

  近平同志语言很亲切,让人听着非常舒服,就像毛主席说的“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”,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,并根据说话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。场合需要的时候,他会引经据典。但平时跟群众以及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,他都是用贴近群众的朴素语言来交谈。

  记得他刚来那一年,因为厦门岛内很多地方毁林采石,导致环境被破坏,开山后的石块大面积裸露,就好像一块块伤疤一样。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,也是我们厦门的老书记陆自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,就在1985年底召集市人大、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去现场调研,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副市长也跟着一起去了。现场调研后,在1986年1月10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,近平同志讲了话,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保护,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。他说,非常感谢与会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。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,改进工作方法、工作作风,都有很大帮助。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几乎没有,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。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人大审议的,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。有些还应该主动地、积极地和人大通气、协商,欢迎进一步监督,更加全面地监督。他的这些话都讲到了与会人员的心坎里,大家觉得他说得很中肯,听着心里很舒服。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,在生活中也是如此。在厦门工作期间,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。那个年代,厦门宾馆很少,只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,住宿比较紧张。近平同志经常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。如果朋友想住宾馆,他都是自己来解决,从来不让公家买单。

  采访组:请您介绍一下,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,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。

  王太兴: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,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,没有越过权限,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,在职责范围内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。

  那时候,厦门刚刚成为特区,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、发展经济,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。80年代我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,近平同志当时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,提出他来分管农业。后来,他在厦门开展农业调研,推动了“三农”工作,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支持。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。他从不人云亦云,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、独到的想法。有一次,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,工农业生产的“剪刀差”不断扩大的问题。近平同志认为,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,抑制“剪刀差”的继续扩大。现在来看,我们做到了第三、第二产业反哺农业,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,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。但在当时,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,所以让我很震撼,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,也很有战略思维,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,您与他在工作上、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,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  王太兴: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,我在他身边服务,有幸亲眼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,他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,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,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。

 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,于1987年12月12日入党的。受他的熏陶,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,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摇。

 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,就是极为认真,从不敷衍塞责、马虎怠慢,更不空喊口号、说说而已。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,提前想好能不能干,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。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,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。

  记得1987年初,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。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,第二天就要述职了,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。头天晚上,他忙完工作,已经晚上10点了,把我叫到他家,由他口授,我用纸笔快速记录,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。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,我实在坚持不住了,总犯困打盹,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,将自己分管的计委、农委、体改委、协作办、民政局、市外办等各项工作,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。写完以后,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,效果非常好。我想,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,有足够的积累,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,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,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。

 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。1987年,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,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,说:“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,更不能盲目做,要进行充分的调研,论证清楚之后再做。”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,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支股票。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,他就大胆去干,从不畏首畏尾。从制定《1985年—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》,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,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。

 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,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,从中开支,每个月除去买书、洗衣服、伙食费,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,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。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,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。他从来不跑不送,每次外出开会,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呆在房间里看书,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,疏通关系。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,就是对待老干部。有一次,叶剑英同志的参谋、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“活地图”雷英夫中将来到厦门,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——香蕉,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。

 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,也从不收礼。别人知道他的脾气,也不敢给他送东西。有一次,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,近平同志说:“你们来就好了,还带这些干什么,快拿回去。”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,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,都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,对钱财物从不动心,从不利用公款交朋友、拉关系、搞小圈子。当时还有人说何必这样,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似的。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,我才有勇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,没有随大流跟着走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,您和他还有联系吗?

  王太兴:1987年,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。这个区刚成立,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,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这个“硬骨头”。后来,他离开宁德到福州工作期间,我去看望过他一次。那一次刚好赶上福州下暴雨,他在布置工作,我就在他办公室坐着等他。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,他先后给10个县委书记打了电话,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。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时,我也去过两次。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利?有没有什么困难?我说:“没有,就是来看看你。”

 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,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,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,对我的政治信仰、工作作风乃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。这些年,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的教导做事。现在,我虽然退休了,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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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易红秀,赖旭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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